本文標題的內容，是一個案例中的法院判詞，挺少見的，所以摘錄于此。

　　一人有限公司，因為法院生效判決的結果，股東從1個人變成了2個人，但是還未進行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公司的章程也沒有相應進行修改。

　　2020年上海某中院在一起公司決議效力確認糾紛案的二審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在前述情形下，公司章程中專屬一人公司的特殊規定自然失效。

　　2019年，原告沈某向本院提出訴訟請求：

　　確認2019年10月30日形成的《甲公司臨時股東會決議》合法有效;

　　判令被告配合修改公司章程，變更公司執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為沈某的父親沈某2，變更監事為高某，暫停使用原公司公章、財務印鑒及其他印章并重制上述印章至相關部門重新備案登記。被告：甲公司

　　訴訟第三人：湯某

　　原告沈某陳述的事實和理由是：

　　原告與第三人湯某因離婚糾紛訴至法院，法院***終生效民事判決確認原告為被告甲公司持股70%的控股股東。

　　然后，原告按照法律規定，形成了合法有效的《甲公司臨時股東會決議》，通過了包括變更公司章程、變更執行董事、變更法定代表人、變更監事等6項議案。

　　然而，被告怠于履行股東會決議通過的議案，原告屢次催告，被告仍不配合。原告為證明訴訟主張，向法院提供了公證書及快遞查詢單、2013年5月13日章程。在原告沈某陳述的事實情節里，有一起她和湯某的離婚訴訟案件。根據離婚訴訟案件的判決，確認了甲公司70%股權歸沈某所有。正是這個判決，讓甲公司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甲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9日，第三人湯某于2013年5月13日接受股權轉讓成為公司的一人股東。因此，在離婚訴訟判決生效之前，甲公司是一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指只有一個自然人股東或者一個法人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一個自然人只能投資設立一個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并且該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不能投資設立新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

　　也正因為只有一名股東，所以法律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是沒有什么股東會的，章程由股東制定。

　　根據公司登記的規定，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人數發生變化時，應當要進行變更登記，并且將公司性質變更為“有限責任公司”。

　　在這個案件的一審時，被告和第三人都沒有出庭應訴，未作答辯，也未向法院提供證據。

　　也就是說，這個案件一審是缺席審理的。

　　這里順便說一句，打起了官司，一審是重中之重。

　　不重視一審，不好好打一審，一審輸了，要想在二審扳回來，概率是極小的。

　　而且，現實中，不重視一審，還表現在訴訟準備差、開庭水平差，不該說的話說了，不該提交的證據提交了，該及時反駁或者不承認的沒有反駁，不該同意的證據同意了對方的證據。于是，這些錯誤一旦埋下，就變成了二審或者再審無法扳回來的關鍵因素。

　　在被告和第三人缺席的情況下，一審法院經過審理，作出了沈某勝訴的一審判決。

　　值得注意的是，一審法官特別關注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沈某訴訟請求中所提到的《臨時股東會決議》，會議的召集、召開，都是不符合甲公司現行的公司章程的內容的。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甲公司現行的公司章程內容是按照“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來安排的，不可能有所謂“召集股東會”這種規定。

　　那么，沈某違反了甲公司現行公司章程規定召集的股東會會議以及作出的股東會決議，是否有效呢?

　　一審法院認為：

　　公司法規定，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及決策機構，有限公司的股東會議應當由符合法律規定的主體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提議、召集和主持，并應依法通知全體股東。股東會需要作出決議的，應按照法律或者章程規定的表決方式及表決程序進行決議。股東會決議是否有效需要考察股東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以及決議內容是否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

　　本案中，……沈某通過訴訟及執行程序成為甲公司持股70%的股東，如果仍然適用2013年5月13日的一人有限公司章程顯然與公司目前有限責任公司的性質相悖，故本案應適用公司法相關規定。

　　原告沈某先后提議執行董事和監事召集臨時股東會，在二人未回應后，自行召集和主持召開了股東會會議，相應的提議、召集、通知、表決等程序符合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會決議內容也均在股東自治范圍內，不違反法律規定，且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對股東會會議召開的約定與公司法規定一致，故包含修改公司章程、變更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監事以及停止使用原公司所有印章的決議內容，本院予以確認。湯某，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了上訴。

　　想必，湯某會有些后悔沒有參加一審庭審。

　　湯某的上訴理由一共提了四點，而且內容寫得非常多，包括沒有收到一審的訴訟文書、沒有收到沈某的股東會開會通知、股東會會議是虛假的。不過，這些并不是本文關注的重點。與本文關注點相關的，是湯某的這個上訴理由：

　　湯某認為，2013年5月13日的甲公司章程第九條明確規定，公司執行董事由股東自任。因此，公司章程已經排除了非公司股東擔任執行董事的可能。另外，該章程第十七條明確規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執行董事擔任。據此，沈某主張由其父沈某2(非股東)來擔任公司執行董事與法定代表人是明顯違背該章程的規定的，依法不應獲得支持。然而，本案一審判決卻對該章程規定視而不見，以一人有限公司變為二人有限公司為由全盤否定該章程規定，存在明顯錯誤。

　　湯某的這個上訴理由成立嗎?

　　個人認為，湯某這個上訴理由的表述，似乎是有些文字游戲的意味。

　　甲公司章程第九條規定“公司執行董事由股東自任”，并不是像湯某所說的是強調“公司的執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必須由股東來擔任”，而是因為甲公司章程是根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律規定來制訂的?！白匀巍保@個詞語就體現了“只有一名股東”的意思。

　　二審法院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章第二節有限責任公司的組織機構中對于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會職權、主持、召集、表決等事項作出了明確規定，本案股東會決議亦應依法作出，故本院依據前述規則對案涉決議效力予以審查。

　　案涉臨時股東會召開前，沈某作為甲公司持股70%的股東已向執行董事和監事提議召開臨時股東會，但二人均未回應。在執行董事和監事未召集的情況下，持股70%的沈某召集了臨時股東會，并提前通知了另一股東湯某。上述召集和通知程序均符合我國公司法的規定，并無違法之處。

　　湯某稱其未收到臨時股東會會議通知、會議議程、會議提案等材料，經本院審查，沈某已經窮盡了已知的所有送達地址向湯某等進行送達。本案審理期間，湯某對于法院要求其提供有效送達地址及其父的有效送達地址的書面答復中稱：受新冠疫情影響，其無固定住址，其父親的具體住址亦不太清楚。顯然，湯某苛求已經辦理了離婚手續的前妻沈某知曉其并不固定的臨時住址并向其進行實際送達，客觀上是無法完成的，亦不能苛責沈某向湯某的所有臨時非固定住址進行送達并因此承擔送達不能的法律后果，而是應視為沈某以及一審法院向湯某的各項送達已經窮盡了所有已知的地址并有效完成了送達程序。

　　由于系甲公司增加了自然人股東之后的***股東會議，公司的性質由一人公司變更為兩名自然人股東公司，其公司章程中專屬于一人公司的特殊規定自然失效。案涉股東會決議內容包括修改公司章程，變更公司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監事以及停止使用原公司印章等事項，經本院審查，案涉股東會決議未違反公司法相關法律規定，亦不存在我國公司法規定的決議無效的情形。

　　在案證據閔行公證處公證書顯示2019年10月30日的股東會事實上也已經召開，湯某未到會并不表示沒有召開過該次會議。據此，上訴人湯某關于未召開過股東會會議、股東會決議不成立的觀點，本院不予采納。

　　湯某主張本案應依據2013年的一人公司章程判定公司決議效力，該主張顯然脫離了甲公司目前的二人公司存續狀況及其實際，亦不符合公司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原2013年甲公司一人公司章程與依法成立的新公司章程存在沖突，系甲公司根據生效判決新增加了自然人股東沈某并召開了新的股東會、形成了新的股東會決議的結果，故2013年甲公司舊章程不能用來約束已變更為二人股東的甲公司及其股東沈某，更不能用來否定新形成的股東會決議的法律效力。

　　據此，本院對湯某的相應主張不予采納?！厦孢@個案例是個案，并不具有指導案例的性質，所以這里只是進行法律上的討論。

　　另外，類似觀點的其他法院判決目前尚未發現，原因很可能是本案的特殊情況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比較低。本案中，公司性質發生變化，是由于離婚訴訟產生的財產分配導致的，所以才形成了未經公司股東決議的情況下出現公司性質變化的情況。這種情形，有一定的巧合性，并不普遍。

　　不過，人民法院依據法律對公司現行章程的部分內容直接認定無效，在法理上是說得通的。

　　公司章程的內容并不是當然有效的。正像在很多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據法律的規定和基礎事實的變化，對公司章程的部分內容予以法律上的否定。例如，過去我在文章中介紹過，人民法院對于在實質上禁止股東轉讓股權的有限責任公司章程，在實際案例中是傾向于持否定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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