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公司，是一家外資企業，公司就一個股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外商獨資企業。

　　2020年1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開始施行，原來的有關外商投資的三部法律同時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

　　《外商投資法》的施行后，將逐漸將原先的外商投資企業的組織形式統一到內資企業目前的組織形式，比如說公司、合伙企業等形式。《外商投資法》***后一個條文中，對此有規定，“……本法施行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內可以繼續保留原企業組織形式等。具體實施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而本文說的這家甲公司，從登記的組織形式來看，已經是一家“一人有限責任公司”了。

　　今天聊的甲公司的這個案件，是一個關于訴訟主體資格的爭議案件。一審法院認為甲公司的股東沒有這個訴訟請求的訴訟主體資格，不符合起訴條件，裁定駁回了原告的起訴。二審法院認為甲公司的股東有這個起訴的資格，裁定撤銷一審的裁定，***一審法院審理。

　　基本的背景情況是這樣的：

　　甲公司***的股東A公司(外商)，作出了股東決定，更換了甲公司的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監事。但是，甲公司原來的執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一直拒絕辦理相應的變更登記手續。于是，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令甲公司向市場監督管理局和區經濟委員會完成法定代表人變更的工商登記、執行董事及監事變更的備案。

　　從這個背景情況可以推斷出，股東與公司原來的執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一定是產生了某種較為激烈的矛盾。事實上，關于這家公司內部矛盾引發的訴訟，在一審法院還同時有另一起。

　　A公司在起訴狀里這樣表述：“A公司為甲公司的***股東，甲公司系A公司在上海市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根據甲公司公司章程第四條的規定，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執行董事擔任;公司章程第十四條進一步規定，甲公司的執行董事及監事由股東決定。2019年8月6日，A公司作出股東決議，并出具針對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及監事的免職書，據此任命并委派宋某為甲公司的新執行董事及新法定代表人、陳某為甲公司新監事。然而，自A公司作出股東決議、免職書及委派書以來，甲公司一直怠于向上海市奉賢區市場監督管理局、上海市奉賢區經濟委員會申請辦理法定代表人的變更登記、執行董事及監事的變更的備案以及其他法律規定的手續。”

　　A公司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七條，A公司作為甲公司的***股東，有權任免甲公司的執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同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相關規定，企業變更法定代表人的應當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變更執行董事及監事的應向公司登記機關備案。另根據《外商投資企業設立及變更備案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外商投資企業變更應同步在商務部門進行備案。現甲公司一直怠于履行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及監事的變更及備案程序，有悖法律和甲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故A公司訴訟來院，請求支持其訴訟請求。

　　一審裁定的理由，寫得有些學術腔，在法院判決中也不常見，可讀性不是太好，建議可以跳過。摘錄于此作為參考資料。

　　一審法院認為：

　　A公司訴訟主體不適格。理由如下：

　　首先，A公司作為甲公司的股東，請求法院判令公司履行股東會決議的變更內容，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根據《***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適用要點與請求權規范指引》，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所變更的內容僅是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及其出資額，對應的法律條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二條。根據請求權基礎理論，沒有法律規定即沒有請求權基礎。

　　其次，司法實踐中，存在請求變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案件，案由同樣是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對于此類案件的原告主體資格，存在不同觀點及做法。***種觀點認為，傳統的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的提出主體是股東，并且股東亦屬于利害關系人，故股東仍可以作為原告。第二種觀點認為，新任的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系直接利害關系人，應由新任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作為原告。

　　一審法院認為，司法實踐對于法律適用適當拓展屬于合理且正常現象，但應符合基本法律原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百一十九條的規定，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當股東會決議選任的新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后，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是該事項的直接利害關系人。股東與任免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存在間接利害關系，因為股東權利與公司權利屬于不同層面的權利，即便股東為一人時，兩種權利仍是不應混同的。因此，從直接利害關系角度，應由新任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作為原告。

　　需說明的是，傳統的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由原告提出，系因變更內容為股東的姓名或名稱以及出資額，股東自然屬于直接利害關系人。另外，在邏輯上，股東與新任法定代表人(非股東本人時)利益取向并不必然一致，所以從程序角度，不應天然的認為股東有權替新任法定代表人主張權利。

　　再次，一審法院注意到，宋某(涉案股東會決議中新任法定代表人)以甲公司(即本案被告)名義在本院提起訴訟。案號為某某號，案由為公司證照返還糾紛，立案時間為2019年9月2日(早于本案的立案時間2019年11月1日)。本院認為，兩起案件的訴訟邏輯存在沖突，本案要求確認宋某為新任法定代表人，而在前案中，宋某已經以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行使職權。并且兩案的訴訟目的是相同的，在程序上是否屬于一案兩訴值得研究。

　　綜上，一審法院認為，本案原告主體不適格，不符合起訴條件，應予駁回。

　　對于一審法院駁回起訴的裁定，A公司表示不服，提起了上訴。在上訴狀中，A公司向二審法院表示：

　　《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不能作為駁回當事人起訴的依據，股東可作為原告訴請公司辦理變更登記，且案由可列“請求變更公司登記糾紛”已有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等各地法院認可的類案。

　　A公司作為甲公司***股東，對于甲公司拒不依照股東決議變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等事宜當然具備直接利害關系。本案訴訟系在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惡意轉移甲公司持有的下級公司股權，并計劃在A公司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且惡意將甲公司的全資股東從A公司更換成其他主體的情況下發生的，完全是A公司依法合規維護權益的無奈之舉。

　　A公司為了捍衛合法權益，目前與甲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在國內有四起訴訟正在處理中，在這些案件中，均由新的法定代表人宋某作為代表，而一審法院的錯誤結論勢必會錯誤地導致A公司依法維權遭遇阻礙。

　　本案對A公司的合法權益影響十分重大。就A公司***的新任法定代表人宋某代表甲公司起訴原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證照返還糾紛同樣由一審法院受理。一審法院在2020年4月17日作出的民事裁定書，以宋某無代表權限為由，駁回該案起訴。該案經貴院二審審理，作出民事裁定書認定一審裁定錯誤，撤銷裁定并***一審法院審理。除本案訴訟前述公司證照返還糾紛外，宋某在上海市某區人民法院也在代表A公司就已被原法定代表人惡意轉移的子公司股權要求原法定代表人返還。因此，在A公司已充分舉證證明宋某的委派完全符合甲公司章程規定的情況下，如果二審法院不對本案原審錯誤裁判結論進行依法糾錯，就必然會導致依法合規任命的新法定代表人宋某無法代表甲公司尋求上述司法救濟，必然對A公司合法權益產生嚴重損害，甚至造成更危害的局面，而這顯然是有失公平正義的，也與法律和事實相悖。二審法院經審理后認為：

　　A公司為甲公司的***股東，甲公司系A公司在上海市設立的外商獨資企業。上訴人提出，2019年8月6日，A公司作出股東決議，并出具針對甲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及監事的免職書，任命并委派宋某為甲公司的新執行董事及新法定代表人、陳某為甲公司新監事，而被上訴人未按上述決議辦理相關變更手續。現上訴人據此提起本案訴訟，有訴的利益且原告主體資格。本案與案號為某某號公司證照返還糾紛案，在訴訟主體、法律關系及訴請上均不完全一致，故不構成重復起訴。據此，一審法院裁定駁回起訴，有所不當，應予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百七十一條、《***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三十二條規定，裁定如下：一、撤銷一審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一審法院審理。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這個案件的二審裁定，是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在今年作出的。

　　雖然法院關于這個案件訴訟主體資格的理解，涉及的是外商獨資企業，但是這個理解應當也是適用于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一人有限責任公司，沒有按照股東決定的內容辦理相關的變更登記手續的，股東可以起訴公司，請求法院判令公司辦理相應的變更登記手續。

　　說到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目前在實務研究中還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組織形式，***主要的原因是這類公司的數量占比是較小的，案件發生的數量不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處理公司法相關實務問題時，一人有限公司與普通有限責任公司，在某些方面是有明顯差別的。比如說，普通有限責任公司的訴訟案件中經常可以看到股東會決議的效力爭議案件，但是一人有限公司就不存在這樣的案件，因此，在處理與股東決定相關的公司法事務中就會存在著特別之處。

　　另外，這個案件也是訴訟實務中常見的一種情況，某些法院和法官對于法律仍然可能存在較為少見或者是錯誤的理解。

　　之前有篇筆記分享到網上后，有幾個評論質問我“知不知道***高院關于同案同判的規定啊?”按我的原則，文章下面的提問，我都是不回復的。

　　那些不斷出臺的規定和指導案例，是向著目標或者理想的一種努力，但是，目標和理想不是現實。做法律實務工作的律師，心里有沒有理想，那是自己的事;但是，為了客戶的利益，腳步一定要踩在地上，才能算作是有職業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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